一、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与个人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做人摆在第一位的，所谓做事先做人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不少管理学理论处处讲的是如何管理别人，其实按我们老祖宗的观点，能管理别人的人不见得就能管理好自己，而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最终也难以管理好一个组织。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这种思想将个人、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把治家和管理一个企业乃至领兵作战、治理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它把管理个人、家庭和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能使我们更加全方位地考察一个人。
所谓管理好自己，首先是提高自己的“德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和“才”作过辩证的论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这就把德放到了核心和灵魂的位置。这种以道德为追求目标的德行文化，源于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而肇端于孔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你争我夺，社会失序，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期往往导致人们信仰迷茫，诚信缺失。孔子在深究其原因时，着眼于人心的考察，认为是人心的麻痹坠落才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进而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救治方略，即以德教民，以礼齐民，从此奠定了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此后，经历代哲人从社会与人生的多角度对其进行哲学的提升，最终确立了儒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原则，它以寻求人类的道德自觉，确立人类道德的主体性为根本，体现为以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为终极关怀的人生哲学。道德的追求成为人生的主导，以及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标尺。尚“心力”，重道德修炼，讲究气节操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就其对政治的意义而言，道德取向又体现了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说明与实践。它重在建立人生的德行自我，将内在仁心扩而充之，从而实现内心自足、完美无缺的人生；在规范人伦大秩，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孔子开始，就将中国政治的源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说成是一种道德政治的中心人物。“为政以德”成为基本的政治原则。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主义取向也一直未曾中断地延续下来。
二、提高自身修养的途径
那么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呢？通过修身。修身是一个人起步的标志，更是作为一个成功管理者的头一门必修课。因为惟有修身，才能服众；惟有成为魅力型领袖，基业才能长青。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魅力领袖定律。
在被奉为经典的儒学教科书的《大学》中，对关于如何修身，有着明确的论述，这就是所谓的“三纲”与“八目”。应该说《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学。
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至善。”即显扬美德，革新民习，以达到至善的境界，这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地。
八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的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证，无论是由大至小还是由小至大，要“明明德”于天下必须经过八个层次，也就是所谓的“八目”。由大至小，条目之间反映的是条件关系：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由小至大，条目之间反映的是因果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目之间脉络清楚，无论是由大至小的条件关系，或者是由小至大的因果关系，剖析深刻，逻辑严密。也就是说要在你的内心深处首先构建一个正确的认知架构，或者说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心意不端的人能够有良好的修养，一个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够对家庭负责，同理，一个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又怎么能会对组织忠诚？
这也就是《礼记》里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后来对此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点，首先把管理自己放在最基础的地位！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提高领导者自身的修养，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有修养的人呢？那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有大量关于君子的论述，他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论述，不过其核心都是围绕着“仁，义，礼”而展开的。仁从该字的构成上是二人，引申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了解人性，尊重人格为出发点——讲的是情。
义是合理化的管理，各种管理方法必须合宜适当，无任何障碍难行之处——讲的是理。
礼是规范的社会秩序，任何人员都要据此认真执行，对不合时宜的法则不断修订——讲的是法。
讲情在于感动，讲理在于信服，讲法在于威慑。合情意在激发动力，合法意在顺乎体制和机制，合理意在调节情与法的对抗，使二者相容互补。
可以说对于什么是君子，儒家有了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论述或考核标准。
在举止上，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正其衣冠”，按照这个标准，现在某些干部和暴发户放肆的言行以及所谓现代派们怪异的举止显然是不符合君子标准的。
更具体一些，那就是“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这都是指做人要谦虚、低调和内敛，也就是说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反对那种放肆、张狂的言行。而当子贡问什么是君子时，老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说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看到这些论述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培养出一批木讷的呆子，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思有着辩证的论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就是君子！初次接触时给人以严肃的感觉，但进一步接触就会发现他非常平易近人，而谈论到实质问题时说话却非常深刻。孔子以“五事”为标准这样形容君子——“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在平时为人处世时必须要做到“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试想在社会浮躁的今天，在推崇所谓快节奏和张扬个性的今天，谁有工夫进行“九思”呢？
在社会和组织中，孔子又教导我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也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自信和人格的尊严，但不可处处计较、事事相争，可以团结共事，但不能像某些政客式地把团结变成了“结团”。要做到这些就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些“温良恭俭让”看似迂腐的说教，已经被横扫得荡然无存了，不少人早已不是“君子坦荡荡”，而变成了“小人常戚戚”，所以要想恢复这些起码的人伦道德规范，没有别的途径，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就反复提到“礼”的作用。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岂止是“无以立”？一个不懂“礼”的人，应该说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在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将自己培养成“君子”的途径上，《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那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话，就是在疾行一段时间后，放慢自己的脚步，或停下来定定神，一个人只有安静下来，才能冷静地思考，才会有所收获。
这段话对于当今浮躁和盲动的人们应该是一剂良药，所以才冒出了一本《放弃也是一种智慧》的书。
当然，孔子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也针对性地提出了忠告：“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事情应引以为戒：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等到身体成熟了，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从字面上看，孔子提出的“三戒”是针对少年、壮年、老年提出的，但这“三戒”对于身处不惑之年的人们来说，更为重要。
其一，戒之在斗。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前程，成为人中之龙。但由于僧多粥少，越往高位机会越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攀到理想的最高处。为了争夺更多资源的处置权，不少人往往会利令智昏，陷入无原则的权力斗争中去。加之人过四十，正是血气方刚、春风得意时，更容易因为心气好胜而误入歧途。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耗费在阴谋和诡计当中，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结果呢？一边是威风显赫的权力，一边是残缺不全的人格；一边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边是支离破碎的家庭；一边是令人羡慕的权力，一边是痛苦不堪的人生。我们究竟是得还是失？权力可以带来威风，但带不来人们的赞誉；权力可以带来金钱，但带不来幸福的生活；权力可以带来美色，但带不来真正的爱情。为了权力而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实质上是逼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二，戒之在色。不惑之年的男人，很多都是业务上的骨干、技术上的尖子、管理上的能手，可以说前程似锦，加之有着稳定、颇丰的收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但就是在这个事业的稳定和上升期，却又成了家庭和婚姻的脆弱期。由于这个时段的人们相对来说有权、有钱、有地位、有身板、有色胆，什么搞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等，很多都出自他们之手。所以，要想保持住自己人生良好的上升态势，必须戒色，切不可一时冲动掉入情色深渊。如果意志不坚定，被色所困，可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它不但可以把你的身体搞垮，把你的家庭搞垮，而且还会扼杀了你的一生，使你前功尽弃。
其三，戒之在得。四十岁的人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压力期。自己过小康生活需要钱，赡养父母需要钱，抚育孩子需要钱，应酬朋友需要钱。加之又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揩点公家的油并非难事。此时，如果自己把握不住，被贪念所缚，不由自主地伸出了罪恶的双手，那就惨了！要知道，人的贪欲如同山坡下滚落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越大越滚，根本不可能自主地停住。只能等到冲下山底，摔个粉身碎骨时才会罢休。那时，纵然有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而孔老夫子特别强调“老年戒得”又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很多人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与别人一比，什么都不平衡，开始把持不住自己了，于是在五十八九岁时翻了车，看来老夫子早就预言到“五十八九现象”了。
儒家正是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就把仁更加系统地上升到管理高度的“仁政”上来，通过推行“仁政”，最终达到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古人认为“政者”实际就是“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其实这和道家个人管理目标的“内圣外王”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关于修身的作用，近代西方的管理学也多有品德成功论的论述。美国生物学家及教育家乔登(David Starr Jordan)说：圆满的生活与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惟有修养自己具备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与恒久的快乐。没有正常的生活，就没有真正卓越的人生。
看来，要想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就必须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越来越强调职业生涯设计，无论是做一个平民百姓，还是做一名管理者，都要作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于是各类成功学以及励志的图书纷纷出来。其实无论怎样设计人生，首先是要考虑正人先正己，诚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